2015年12月12日当地时间晚7点30，巴黎：经历了三个不眠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巴黎达成了一项公平且平衡的协议，明确了2020年到2030年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动全球向清洁能源未来转型的进程。尽管在雄心上留有遗憾，但包括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在巴黎期间的表态和具体行动，标志了全球绿色转型的势头愈加强劲。

    自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气候谈判经历了数年的低谷，在六年后的巴黎重回全球政治议程高峰。两周的谈判，承载的是这六年中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拯救多边进程、重塑政治互信到重建机制设计的持续推进的最终成果。此次谈判有着鲜明的特点——各方较为理性的期待、创造历史的140多个国家领导参与、主要国家的积极灵活态度、东道主长期持续的积极斡旋和老练的现场把控。从日内瓦的近100页案文，到巴黎大会前54页的案文，再到大会拖堂1天后通过的31页的最终案文（其中12页的巴黎气候协议和19页的决议），在德班大会以来逐步确立的自下而上模式基础上，巴黎大会的最终结果是相对公平、平衡、全面的。

    创绿中心研究院主任，研究员白韫雯表示，“巴黎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为全球走向去碳化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向，而在绿色发展成为大势所趋的今天，中国不断加速的绿色转型之路，也是顺势而为。新的气候协议并非为气候问题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而是作为全球迈向长期低碳转型的开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在这次巴黎会议上扮演了积极的领导者角色，”创绿中心理事杨富强指出。“尽管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从政府到企业到民间社会的能力建设，来更好地引领全球治理进程及国内的绿色低碳转型。”

    尽管只有三成悬念，巴黎仍旧是一场狭路相逢的盛宴。第二周部长们领衔的政治磋商在周三进入通宵达旦模式，美国更是由国务卿克里亲自在现场参与，周六上午案文出来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和法国总统都亲临壮势，会前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议题在经历了选项的合并缩减后终于“着陆”。

    关于公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分（differentiation）原则，在协议序言和第二条中都明确提出反映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并考虑各国不同的国情。

    后2020年气候资金安排将在2025年之前达成新的共同量化目标，这意味着中期资金数量仍然模糊，且有可能在2020到2015年出现断档。不过资金议题积极的一面是设立了最晚2025年制定资金 目标的时间点，并明确以1000亿美元为资金目标下限。

    在长期目标上，各国承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增幅控制在远低于2度的水平，并向1.5度温控目标努力，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并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发布关于1.5度目标的特别报告。

    巴黎气候协议明确了从2023年开始以五年为周期的全球盘点机制（global stocktake），包含对减缓行动以及资金承诺等较为全面的盘点，促进未来各国逐步提升气候雄心，弥合实际气候行动与承诺的差距。此外在2018年建立一个对话机制（a facilitative dialogue），盘点减排进展与长期目标的差距，以便各国制定新的INDC。

    损失与损害机制方面，协议明确了华沙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将继续进行，以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但并没有新的国际机制，并强调这一机制不会成为任何责任或赔偿的基础，以回应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担忧。

    1.5度目标的争论在第二周不断发酵，2020年前的盘点机制讨论也被不少外媒作为焦点，更吸引外界眼球的还有本周二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大的高雄心联盟（high ambition coalition ）。在这些分歧当中作为长期跟进气候谈判的中国NGO，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共识。关于1.5度，IPCC的气候报告显示，无论是2度还是1.5度，从目前到2030年减排曲线都是趋同的，两个情景都需要尽快实现排放峰值并逐步大幅度减排。各方的立足点都是希望减排力度越高越好，而守住气候安全是努力的方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各国都需要首先完成，并尽可能超越其2020年前的目标。高雄心联盟在谈判后程更多在进行舆论造势，而并非形成了新的谈判集团。不过多个国家（如美国和巴西）的加入，反映了各方提升雄心的期望。但是否加入雄心联盟并非是判断一个国家气候承诺是否有雄心的标志，中国和印度在1.5度等问题上表现出的灵活性，以及国内有力度的行动、INDC的和南南合作的积极态度，均在通过实际行动促进气候保护。而加入雄心联盟的国家尤其是美欧也需要在2020年前的减排和资金等问题上以实质行动兑现雄心与承诺。

    由于人口、经济体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总量巨大，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影响。2014-2015年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与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时期，无论是中国提出争取在2030年实现碳排放峰值（2014年习奥会），还是全国碳市场启动时间表以及中国将为南南合作出31亿美元（2015年习奥会），都是由最高领导人宣布气候相关的重要承诺。巴黎更是自1992年达成公约后长达20多年的谈判中，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全球气候大会。巴黎大会再次印证了，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姿态越来越开放与自信，在南北方国家之间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促进不同集团阵营的互信与共识 。气候外交、南南合作与中国建立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战略相匹配。

    巴黎谈判场上的各种舆论造势、烟雾弹和政治“扯皮”，在两周后归于平静。归根到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仅要看表态，更要看行动。中国的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之路正愈加明朗，步伐也愈加坚定有力。在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绿色发展已成为未来五年规划的主要战略之一。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有望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管理方式 。将于2017年启动的碳市场，以及继续推进的电力改革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都将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低碳转型的重要推手。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5年煤炭消费量持续走低，同比下降明显，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或已在2014年达峰。现阶段，国内就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推进能源转型展开多种举措，非常有望在2020年实现煤炭消费在总能耗中占比从2014年的66%下降到2020年的57%，提早实现碳排放峰值。这同时会加速对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协同效应潜力巨大。中国应该通过提早实现煤炭消费峰值，加速可再生能源，促进交通、建筑、能效等措施，落实减排承诺，并适时考虑提升减排雄心。

    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减缓和适应两条腿走路。适应问题对中国而言也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2013年7月,发改委会同环保部、科技部、国土部、财政部等多个部委组织起草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3-2020年)》，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战略部署，2013 年底,发改委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总体来看,中国的适应工作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适应工作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和工作内容上都还比较分散, 缺乏总体统筹、地方各级各部门的落地、以及与其他相关工作的衔接, 具体的资金、技术支持和保障尚未明确。适应工作是长期工作,需要科学研究分析的有效指导,需要建立扎实的科研基础,包括全国性跨行业跨地区的气候风险分析和适应需求分析,以及定期更新此类基础工作及其相关机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力量、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等都应该在不同层面发挥重要的政策建议、科学研究和落地项目等作用。

    中国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运用创新的市场机制，以更低成本实现节能减排，推动中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中的减排承诺。若要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取得实质减排，中国碳市场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比如数据质量先天不足，潜在总量设定过松风险，经济增长空间的预留，与国家其他能源和污染治理相关政策的衔接考虑还有待完善。电力行业面临结构性挑战，法律基础和惩罚力度仍需加强，监测报告核证（MRV）机制、第三方资质管理和市场风险控制有待提升，碳市场产生的经济收入在使用方面尚待明确。为碳定价并形成有效的市场的初衷是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然而目前的政策讨论仍在较小的圈子和较为封闭的状态，参与市场的不同利益主体多是体现商业利益的诉求。建立和运行全国碳市场需要全面思考和实践、多元参与和讨论、有效的市场监管以及社会监督，以确保市场的公平和有效减排。

    展望未来，气候议题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粘合性将越来越强。低碳发展以及向清洁能源未来转型的驱动力十足，尽管由于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导致这一绿色转型进程可能不会一蹴而就，但相信在政策、技术、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合力下，中国将能够全面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国家情况的转型道路，并为全球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提供支持和帮助，树立良好的榜样。